中国教育报记者 史望颖配先查配资
夏意正酣，万物并秀。当许多同龄人正在享受悠闲暑假时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首届74名大一学生已经在企业实训了一个多月。
对一所去年才首次招收本科生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而言，这项尝试算得上大胆：今年6月，该校与吉利汽车研究院、公牛集团、酶赛生物、元芯光电子等33家高科技企业签约，启动了本科生全员带薪带学分实训计划。每名学生都要经历从投递简历到岗前培训的完整选拔流程，最终进入企业的研发实验室或生产车间，完成实战。
“学校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拔尖创新人才、行业引领者，学生需要具备自主学习意识和创新能力，而全员实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支点。”该校校长助理、教学工作部部长谭忠超介绍。
然而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：让大一新生进入研发一线，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，都算不上一个“顺理成章”的选择。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否匹配？企业的带教投入如何回收？这些问题，连参与合作的企业最初也没有标准答案。日前，记者深入校企两端，试图还原这场产教融合实验背后的真实逻辑。
1 真实职场，完成社会化启蒙
该校打造的三学期体系，将实训课程固定在夏季学期，计入学分，全员必修。实训岗位全部实行双向选择——学生投递简历、参加企业面试、接受岗前培训，每个环节都与真实的求职流程一致。
“有学生说不会写简历，我说这就是这门课要学的第一件事。”在谭忠超看来，这套流程跟将来学生去全球任何地方找工作，本质上没有区别，“大一就能找到工作，毕业时还怕什么？”
实训一个月，学生们收获最大的并不是某项专业技能，而是一次全方位的“社会化启蒙”。
梁宇轩在吉利汽车研究院人工智能中心的工位上，体会到了“老师讲、学生记”之外的另一套规则。项目负责人抛出一个需求，不会告诉他怎么拆解，剩下的全要靠他和同学自己开会讨论、设计方案、逐步完善。“这个过程让我学会了可迁移的能力。”同样“迁移”的还有他对AI工具的认知——以前他也用，但直到进入企业，才接触专业级的AI平台，并学会了用“能力模块”搭建解决方案。“掌握这个方法，以后做课题研究也能用得上。”
在元芯光电子研发部，吴婉佳接触了芯片从研发到制造、封装，再到测试的全流程。翻开那些满是陌生术语的论文，她坦言自己最初几乎无从下手，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读不透。“只能借助AI工具一点一点啃，但每弄懂一个概念，又会冒出更多不懂的东西。”
职场还给了她许多课堂无法给予的“第一课”。第一次拿到工资条时，她逐行查看：基本工资、绩效奖金……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，她第一次意识到劳动的价值在于责任与产出的对等。
除了进入企业，学校也为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开辟了第二条轨道——进入校内实验室。两条路径并行，学生可根据职业规划自主选择。
陈怡璇进入了细胞器精准诊疗团队实验室，在金大勇院士团队的指导下进行实训。除了科研能力提升，她还跟随课题组走进合作医院参观，并参与了国际学术会议。
如果说陈怡璇体验的是科研的广度，那么曾文军院士和助理教授朱文韬则是带领4名学生，在攻关中感受科研的深度。
“本科生参与科研的价值，不在于立刻做出多大成果，而在于建立一种‘科研直觉’，学习科研的基本流程，了解一个真问题从提出到解决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，并掌握一套规范的方法。”朱文韬说。
无论走进企业还是留在实验室，在谭忠超看来，大学教育都不能把学生关在温室里。“温室里的花朵，永远无法自然生长出强大的抗压能力。”
2 产业痛点，倒逼课程体系改革
实训一个多月，学生们的行动完全出乎企业的意料。
令吉利汽车研究院AI解决方案高级经理黄铭钢意外的是——学生的适应速度。“在被告知公司有哪些工具之后，学生大概一周时间就自己全部摸索完了。”在黄铭钢看来，AI时代获取知识更加便捷，但提出问题、作出判断的能力却愈发珍贵，而真实的产业场景恰好为这种能力的生长提供了土壤。
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课堂之外。有学生在实训中发现自己的Linux操作基础薄弱，直接影响了工作效率。这一信息反馈到学校后，校企双方在定期沟通中很快形成了课程调整方向：加强计算机实操训练、增设工业软件应用课程。产业一线的真实痛点，开始倒逼课程体系动态更新。
课程调整只是表层。更深层次的变化，发生在师生关系与课堂生态之中。在谭忠超看来，学生带着产业前沿的鲜活问题回到课堂，课堂生态就会被重新激活。“下学期他们可能在课堂上冷不丁问出一些教授都答不上来的问题。那时老师就有压力了，就得认真准备。当老师不再是唯一权威，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，真正的教学相长方能实现。”
3 长期布局，校企共育人才“期权”
企业端参与本科生实训的积极性历来不高，此番愿意投入资源参与长线培养实验，热情从何而来？
最初，酶赛生物副总裁章钊不敢给两名大一学生布置太难的任务：“我们是一家技术驱动型公司，对技术能力要求非常高。”但学校明确告知：实训是一门带学分的课程，不是走马观花的参观，必须放到研发一线。最终，他把两名学生分别安排在AI创新实验室和AI生物实验室。
结果令他意外：“两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沟通能力都很出色，完全颠覆了我对大一学生的认知。”他形容这次实训正是学生与企业之间的一场“双向奔赴”。
元芯光电子副总经理沈晁也坦言，公司起初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暑期实践。与学校深入沟通后，他们决定把这些大一学生当作正式员工来对待，让他们了解真实的社会。令他欣慰的是，两名学生非常认真，自觉对标公司里硕士博士们的工作标准。
沈晁算了一笔更长远的账：当地高端制造业对人才的渴求非常旺盛，通过实训提前与高水平大学建立联结，未来就有更大机会吸纳这些经过培养的优秀毕业生。
企业为此投入了不低的带教人力，但在沈晁看来，这笔投入更像一张“期权”——成本是当下的，收益在十年后。
黄铭钢也表示，以前见过类似的校企互动，但这次想跟学校一起“把这条路走得更深”。
参与合作的33家企业中，不少“专精特新”企业的创始人本身就是教授出身或长期关注教育。对他们而言，参与合作不仅是履行社会责任，更是在为未来的技术团队提前布局。
“宁波有扎实的制造业基础和活跃的民营经济，学校与本地企业之间也早已建立了信任基础，多方合力才促成了这件事。”谈及未来，谭忠超表示，学校与教育合作伙伴的合作是长期战略布局。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背景下，学校不仅要把前沿技术引入课堂，更要与企业共同研发、联合攻关，推动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，让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服务社会。“希望更多企业加入这个平台，共同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路径。”
不过，这场实验仍面临现实考验。当它从首届试点走向常态化运行，企业的投入与回报账本还将面临新的测算。而这配先查配资，或许也正是该实验留给中国高等教育最具价值的探索命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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